高太后如何廢除新法 司馬光為何推翻王安石變法?
元祐更化
元祐更化又稱元祐黨爭,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,在元祐年間(1086~1093)推翻王安石變法的事件。宣仁太后是前此宮廷中反對變法的后臺,掌權(quán)后遂援引司馬光、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,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。司馬光打著“以母改子”的旗號,反對新法。他把變法的責(zé)任都推給王安石,攻擊“王安石不達政體,專用私見,變亂舊章,誤先帝任使”;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,誣蔑新法“舍是取非,興害除利”,“名為愛民,其實病民,名為益國,其實傷國”。新法大部廢除,許多舊法,一一恢復(fù)。如差役法,知開封府蔡京依司馬光的限令,在五天之內(nèi)全部恢復(fù),對社會的危害較熙寧以前還要嚴(yán)重。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,也在反變法派執(zhí)政的幾年當(dāng)中“非理耗散殆盡”。
與此同時,還不遺余力地打擊變法派。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(fù)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,反變法派動員全部臺諫力量,對章惇屢加擊逐,直至被迫賦閑。列為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,全被貶黜,其中蔡確寫《車蓋亭詩》,以為皆涉譏訕,貶死于新州。變法派人人懷自危,惶惶不安,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,唯恐因此得病,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。
對西夏,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(xié)政策,把已收復(fù)的安疆、葭蘆、浮圖、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,以偷安一時。這些倒行逆施,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。
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們曾勸告司馬光,要為年幼的宋哲宗設(shè)身處地,異日若有人教以“父子義”,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“以母改子”,后果不堪設(shè)想。司馬光說“天若祚宗社,必?zé)o此事!”司馬光及其后繼者無視小皇帝,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滿。哲宗親政后說,他在垂簾聽政期間“只見臀背”,斥責(zé)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。宣仁太后一死,復(fù)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隨之垮臺,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。
高太后如何廢除新法?
元豐八年(1085年)三月,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病逝,變法派失去后臺,其子趙煦年幼即位,是為宋哲宗,宣仁太后垂簾聽政,司馬光等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掌政。
新法廢除
高太后垂簾聽政后,立即起用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。她先是召回被變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馬光。隨后,高太后廢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,將因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貶謫的舊臣都召回京師,分別重用。熙寧元豐年間,有一批重臣因為反對變法而被罷官,包括文彥博、司馬光、范純?nèi)实热恕_@些人被免職后,與在洛陽的一些士大夫往來十分密切。當(dāng)時洛陽有名士邵雍、程顥、程頤等人,均以道學(xué)家自居,文彥博等人待之如上賓。富弼、司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會的故事,經(jīng)常集中在一起,賦詩取樂。他們只按年齡大小排列順序,不按官職高低來論資排輩。他們在經(jīng)常聚會的地方專門修建了一所房子,將他們十三人的像全部畫在房子里面,當(dāng)時人稱之為“洛陽耆英會”。這些“洛陽耆英”十分喜歡接納賓客,經(jīng)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,談?wù)撘恍┤ぢ勢W事或國家大事,然后喝幾杯酒,吃一頓便飯,號稱是“真率會”。洛陽人敬重這群人的學(xué)識和風(fēng)度,也十分羨慕他們的生活方式。每次“耆英”聚會之時,總有不少人圍觀,竟然由此成為洛陽的一大景觀。
而這些“耆英”中,最為人矚目的要數(shù)司馬光。司馬光作為舊黨的領(lǐng)袖,聲望極高,時人稱之為”舊黨赤幟“。宋神宗去世后,司馬光到京城開封吊唁宋神宗。剛到開封,宮廷衛(wèi)士及京城老百姓爭先恐后地擁在司馬光身邊,對他說“無歸洛陽,留相天子,活我百姓!?!眹^者多達數(shù)千人。由此可見司馬光聲譽之隆。然而,司馬光卻消受不起這般眾星捧月般的擁戴。之后,司馬光入朝拜相。
高太后一臨政,便拜司馬光為相,立即贏得了相當(dāng)?shù)娜诵?。就連大宋的敵國契丹,聽說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后,也大為敬畏,告誡己方的邊關(guān)守將不要輕易挑起爭端,要維持遼宋雙方友好關(guān)系。
高太后垂簾后,“以復(fù)祖宗法度為先務(wù),盡行仁宗之政”,盡量與民生息。她治下的九年,史稱“元祐之治”,被認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、百姓最安樂的時代,堪比漢朝的“文景之治”和唐朝的“貞觀之治”。
高太后雖然屬于保守一派,但卻有十分優(yōu)秀的執(zhí)政才能。她執(zhí)政期間,勤儉廉政,勵精圖治,因此這期間政治比較清明,經(jīng)濟也十分繁榮。這也是宋朝最后一個國勢較強的時期經(jīng)濟繁榮,天下小康,政治清明。《宋史》記載說高太后“臨政九年,朝廷清明,結(jié)夏綏安,杜絕內(nèi)降僥幸;文思院奉上之物,無問巨細,終身不取其一,人以為女中堯舜?!?/p>
元祐更化
高太后能被稱為“女中堯舜”,足見其治下朝政清明,然而,宋朝歷史上最激烈、最殘酷的黨爭也發(fā)生在這一時期,甚至從元祐時期一直延續(xù)到宋哲宗親政后,在朝的大臣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變法派,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黨爭。這其中,復(fù)雜微妙之處難以言表,既有保守派與變法派之間的政治之爭,也有宋哲宗與高太后的沖突,還夾雜著許多無法說清的個人恩怨。
司馬光上臺后,把變法的責(zé)任都推給王安石,攻擊“王安石不達政體,專用私見,變亂舊章,誤先帝任使”;接著全盤否定了新法,誣蔑新法“舍是取非,興害除利”,“名為愛民,其實病民,名為益國,其實傷國”。新法大部廢除,舊法一一恢復(fù)。司馬光在宋神宗變法時隱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,他廢除新法之徹底,不能不說他受到了自己數(shù)年來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緒的影響。
然而,高太后卻不僅一味信任司馬光,委以重任,還在司馬光病死后,將其反對變法的措施執(zhí)行到底,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彥博、呂公著、范純?nèi)屎蛥未蠓赖热恕_@就是歷史上所謂的“元祐更化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