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蟋蟀皇帝”明宣宗朱瞻基玩過頭鬧出兩條人命？

“促織瞿瞿叫，宣德皇帝要”，這個在明朝時期流傳很廣的俗語，記載著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一段軼聞。

朱瞻基，明朝第五位皇帝，洪熙元年(1425)即位，年號宣德，享年三十八歲，廟號宣宗。有明一代，宣宗皇帝朱瞻基無疑是明史上為數(shù)不多的有為皇帝之一。他開創(chuàng)和成就了“仁宣之治”，被史學家譽為“守成之君”，就明代皇帝的素質而言他也算是一位比較賢德的皇帝了。然而，就是這么一個賢德君王，因沉溺小蟲，勞民傷財，還造成基層官員家破人亡，被史家稱為“促織天子”、“蟋蟀皇帝”，在歷史上留下污點，引為鑒戒。

明宣宗落得這么一個不雅名聲，筆記野史多有記載，較早的恐怕是明代皇甫錄的《皇明紀略》了。書中有這么一段記載：“宣廟好促織之戲，遣取之江南，其價騰貴至十數(shù)金。時楓橋一糧長，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，用所乘駿馬易之。妻妾以為駿馬易蟲，必異，竊視之，躍去矣。妻懼，自縊而死。夫歸，傷其妻，且畏法，亦縊焉?！?/p>

筆記講的是這么一個故事。明朝的宣宗皇帝朱瞻基，特別喜愛斗蟋蟀的游戲，專門派人到江南去尋找能斗的蟋蟀，使得江南一帶的蟋蟀價格突然飛漲，一只能斗的好蟋蟀價格非常昂貴。當時，江蘇吳縣的楓橋地區(qū)，有一位掌管糧稅的糧長，奉郡守的差遣尋覓能斗的蟋蟀，他終于找到了一只最好的蟋蟀，于是用自己所騎的駿馬把蟋蟀換了回來，這位糧長的妻子聽說丈夫用駿馬換一只小蟲子，認為這只蟲子一定與眾不同，于是偷偷地打開盒子想看看，哪知盒子一打開，蟋蟀就跳出來跑了。妻子非常害怕，只好自縊而死。糧長回來后得知妻子為此死了，非常悲傷，他思念妻子，又害怕難逃官府懲罰，也不得不自縊身亡。

明宣宗癡迷蟋蟀如此，以致當時在朝野流傳著“促織瞿瞿叫，宣德皇帝要”的俗語。據(jù)明人沈德符的《萬歷野獲編》記載：“我朝宣宗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鐘進千個，一時語云：促織瞿瞿叫，宣德皇帝要，此語至今猶存。”對此，明代王世貞《王弇州史料》中收錄了明宣宗給況鐘的這道密詔，全文如下：宣德九年七月，敕蘇州知府況鐘：“比者內(nèi)官安兒吉祥采取促織。今所進促織數(shù)少，又多有細小不堪的。以敕他每于末進運，自要一千個。敕至，而可協(xié)同他干辦，不要誤了！故敕?！币坏蓝潭痰拿茉t，竟連用了三個“敕”字，疾呼“不要誤了！”可見宣宗癡迷蟋蟀到了何等地步！

當朝皇帝開口要地方上交千頭上好蟋蟀，于是，蘇州一帶便掀起了捕捉蟋蟀的“全民運動”。據(jù)明袁宏道《畜促織》記載：一敕至府，健夫小兒，?！叭壕鄄蓍g，側耳往來，面貌兀兀，若有所失”，“至于溷廁之中，一聞其聲，踴身疾趨如饞貓。”試想，如此高壓皇命之下，為進貢一頭蟋蟀而傾家蕩產(chǎn)、家破人亡的肯定不止糧長一家。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，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，明宣宗為此開創(chuàng)了中國斗蟋史上的“血淚篇”。

癡迷斗蟋蟀之戲并非明宣宗一個皇帝，從明人留下的《御花園賞玩圖》來看，明憲宗也癡迷斗蟋蟀之戲的。說來好笑，從歷史上看，養(yǎng)蟋蟀之戲竟是從宮中開始流傳，后來傳到民間的。蟋蟀，又名蛐蛐、促織、吟蛩、秋蟲。因它的美妙叫聲，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這種奇妙的小昆蟲，在《詩經(jīng)》里就有許多對它的描寫。到了唐代，人們開始玩養(yǎng)蟋蟀，“每至秋時，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，閉于籠中，置之枕函畔，夜聽其聲。庶民之家，亦皆效之。”在飼養(yǎng)蟋蟀的過程中，人們發(fā)現(xiàn)了蟋蟀好斗的天性，所以斗蟋蟀之俗也就慢慢產(chǎn)生了。唐代天寶年間起，斗蟋蟀蔚然成風。到宋代時，上到官宦豪門，下至平民百姓，無不好之，以至成為民俗生活中的重要一景。

斗蟋蟀，作為用蟋蟀相斗來取樂的一種娛樂活動，愛好無可非議。但是，作為一國君主，個人愛好就并非是個人小事了，如果過了頭，甚至影響到了國事，就會禍害國家百姓?？v觀明史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自成祖之后，多為庸君，或沉溺于酒香色欲，或迷亂于法器術物，一心貪戀奇珍異寶，醉心稀禽罕獸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明代宦官機構名目繁多，數(shù)不勝數(shù)，光叫“房”的就達幾十個，如御酒房、彈子房、牲畜房、刻漏房、甜食房、更鼓房、漢經(jīng)房、御藥房、弓箭房、御茶房、貓兒房、鷹房、豹房、百鳥房等等。沈德符《萬歷野獲編》載：“大內(nèi)自畜虎豹諸異獸外，又有百鳥房，則海外珍禽，靡所不備，真足洞心駭目?！泵鞔鷮櫸锓笔?，折射出一個時代的風貌。

“蟋蟀皇帝”明宣宗的可悲之處，在于他的酷愛斗蟋蟀之戲，引發(fā)了大臣和地方官員為取悅龍顏，變本加厲地下達進貢促織任務，不僅給百姓造成了極大負擔和深重苦難，也助長了上行下效的斗蟋惡劣風氣。因此，明宣宗這樣一個荒唐愛好，演變成為一樁惡政行為，給明朝帶來了負面影響。其實，“仁宣之治”時期，在繁榮與平靜的背后，社會危機正在滋長，流民問題也已逐漸形成。宣德三年，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，不下十余萬。宣德五年，北直隸易州一州就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戶，山東濰縣有逃民三千四百七戶。這些社會問題當時雖然未達到激烈的程度，但已埋伏著隨時可能激化的矛盾。然而，君臣們卻陶醉在表面的治平景象中，“臣僚宴樂，以奢相尚。歌妓滿前，紀綱為之不振?！?/p>

這一點，明以后的蒲松齡倒是看得清清楚楚。眾所周知，蒲松齡的《促織》就是借描寫明朝宣德年間的征收促織的事情，來影射作者當時的社會現(xiàn)實的?！洞倏棥肥恰读凝S志異》中的一篇精品，它通過描寫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繳納促織而備受摧殘、幾乎家破人亡的故事，反映了皇帝荒淫無道，巡撫縣令胥吏橫征暴斂的罪惡現(xiàn)實。故事影射什么呢？宣宗是個好皇帝，但宣宗喜歡促織之戲;康熙也是個好皇帝，但康熙皇帝也喜歡“斗雞戲蟲”。蒲松齡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康熙年間，他專注于明宣宗和康熙帝的業(yè)余愛好以及由此產(chǎn)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，其目的無非是對最高統(tǒng)治者的勸喻。文章結尾異史氏的“故天子一跬步，皆關民命，不可忽也”，用語委婉，極盡規(guī)勸之意：哪怕是這偶爾玩玩的“促織之戲”，也會引發(fā)上行下效，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?。?/p>

《尚書》有言：“玩人喪德，玩物喪志?！薄渡袝酚钟醒裕骸皟?nèi)作色荒，外作禽荒……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”所謂“禽荒”，就是迷亂禽獸、田游的意思。統(tǒng)治者應當怎樣去治國，絕不是一樁能夠隨意的行為;領導者該有怎樣的愛好，絕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。玩物喪志暫且不說，敗壞風氣、損害社稷事關重大。明宣宗朱瞻基被老百姓譏諷為“蟋蟀皇帝”，不就是一個最好的反面教員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