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王寵惠：為中華民族贏得尊嚴的杰出外交家

引言

1958年，77歲的王寵惠在寶島臺灣辭世。50年過去了，仍有很多中國人對他念念不忘，因為他為中國近現(xiàn)代法學界、外交界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他是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獲得者、國民政府第一法學家、中國第一位海牙國際法庭法官。1943年在中英美三國舉行的開羅會議上，王寵惠的據(jù)理力爭使得“滿洲、臺灣、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”寫進《開羅宣言》。他被譽為“中國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”。

憑借著深厚的法學功底和睿智的外交思維，滿腔愛國熱情的王寵惠常常能在外交舞臺上為中華民族贏得尊嚴。1943年，王寵惠代表國民政府出席中、美、英三國召開的開羅會議時，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捍衛(wèi)主權(quán)的決心。

王寵惠的故鄉(xiāng)——王屋，地處東莞市虎門鎮(zhèn)中心，在商業(yè)氛圍濃厚的鬧市里，王屋的門面依舊保持著古色古香的味道。

欲尋覓王寵惠的蹤跡，必先經(jīng)過王屋冠忠大道。這條頗有霸氣的大道雖然不寬，卻暗含著另一層含義，這里曾經(jīng)走出過很有分量的人物。

王寵惠——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獲得者、國民政府第一法學家、中國第一位海牙法庭法官……對這個不在王屋出生，不在王屋常住，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沒留在王屋的王屋人，王屋居民說起其頭銜時卻如數(shù)家珍，不時流露出驕傲的表情，讓記者頗為驚訝。

在王屋居民小組辦公室里，記者找到了謎底。為了讓后人不忘卻祖輩的光輝史跡，虎門鎮(zhèn)博涌社區(qū)和王屋居民小組集資出版了《王寵惠與中華民國》，發(fā)放到每家每戶。這本書記錄了王寵惠生平以及在政界、學界、外交界的傲人成績，是不少居民珍藏的寶貝。翻開這本厚厚的人物傳記，王寵惠的形象躍然紙上，他為歷史所做出的貢獻一幕幕呈現(xiàn)在眼前……

中國獲大學文憑第一人

1881年，祖籍東莞虎門鎮(zhèn)王屋鄉(xiāng)的王寵惠在香港出生。幼年雖入讀圣保羅學校學習英文，但父親王煜初要求其學習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經(jīng)典論著，從小學貫中西為其日后的發(fā)展奠定了基礎(chǔ)。1895年，清政府在天津設(shè)立北洋大學堂(現(xiàn)天津大學)，在全國招考學員，王寵惠在港報名參加了這次考試，并以優(yōu)異成績被錄取為法科學生。

時光荏苒，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，這是北洋大學第一屆畢業(yè)生王寵惠畢生難忘的日子。這一天，他以北洋大學第一名最優(yōu)等生的身份，領(lǐng)到了考憑(即文憑)，那年他19歲。他手上捧著的不是一張普通的大學文憑，是我國有據(jù)可查的第一張大學畢業(yè)文憑。這張彌足珍貴的文憑書有“欽字第壹號”。文憑正文開頭書有“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為……”文憑內(nèi)有對北洋大學的簡介、對學生的介紹和鑒定、學生所學課程等內(nèi)容，另外還寫有文憑獲得者王寵惠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親的姓名。

作為我國第一所新型大學的第一屆畢業(yè)生，王寵惠獲頒的是“欽字第壹號”文憑，因此他所持的文憑被認定為我國第一張大學畢業(yè)文憑。2005年9月，天津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古瑤曾率隊赴臺灣尋找文憑原件。他說“王寵惠是天津大學的驕傲，直到今天，在校園里提起王寵惠，仍舊無人不知。找到這張文憑是天津大學一直以來的心愿?！边z憾的是，王寵惠之子王大閎稱完全不記得見過這張文憑，特別從上海舉家遷往臺灣時，大批物品留在上海老屋。王寵惠的孫子和孫女曾整理過爺爺?shù)倪z物，他們還保留著爺爺撰寫的書籍《困學齋文存》，這本書中就有王寵惠獲得的中國近代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照片。

知遇孫中山投身政壇

說起王寵惠的一生，不得不提的一個人物就是孫中山。無論是王寵惠留學海外還是涉足政壇，孫中山都扮演著提攜人的角色。孫中山與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私交甚篤，王寵惠孩童時，孫中山在他家旁邊的雅麗氏醫(yī)院附屬的西醫(yī)書院習醫(yī)，常常與王煜初研討革命理想。孫中山與王家的感情之深，從以下事件可見一斑：1895年廣州重陽起義失敗后，為逃避清吏緝捕，孫中山逃到廣州王宅。期間王寵惠的哥哥王寵勛舉行婚宴，孫中山冒險前往祝賀。酒席還沒結(jié)束，清廷官吏突然入屋索人，待王家人發(fā)覺時，孫中山早已離去。

1901年，再次與孫中山見面，王寵惠已在東京留學攻讀政法專業(yè)。留學日本期間，王寵惠與秦力山等人創(chuàng)辦《國民報》，孫中山鼎力支持，還接濟其經(jīng)費。1904年，王寵惠在耶魯大學學習時，又與正在美國舊金山宣傳中國革命的孫中山相見，期間還發(fā)生了一個標志性事件，王寵惠協(xié)助孫中山起草了《中國問題之真解決》，闡明中國革命勢在必行，呼吁外國人支持革命，推翻清朝統(tǒng)治，標志著王寵惠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。

學而優(yōu)則仕。1911年，而立之年的王寵惠初涉政壇。王寵惠政治生涯中的第一個重要職務，是孫中山力挺出任的。1912年元月，孫中山就職臨時大總統(tǒng)，提名王寵惠為外交總長。當時有人提出王寵惠資格不足，建議起用外交經(jīng)驗豐富的伍廷芳。但孫中山力挺王寵惠，稱“吾人正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，外交問題，吾自決之，勿怯之?！倍鴮τ诶蠈⑽橥⒎?，孫中山在會見上海的報社記者時，則強調(diào)民國建國之初立法很重要，對伍廷芳另有重用。但孫中山的本意，是希望任用年輕的王寵惠，將外交權(quán)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即便這樣，對王寵惠也是莫大的支持，為他今后在國際舞臺上施展外交才能，成為第一個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中國人做了鋪墊。

政壇幾起幾落的“好人”

王寵惠在政壇的初次亮相可謂驚艷，但好景不長，僅僅當了3個月臨時政府的外交總長，1912年3月，王寵惠的第一次政治經(jīng)歷就隨著袁世凱的上臺匆匆落幕。但王寵惠在法學方面的造詣也得到了袁世凱的賞識，很快又被任命為司法總長，或許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勞其筋骨、苦其心志，又是3個月，王寵惠的仕途因袁世凱的竊國行為而中斷。

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。沉寂10年，王寵惠東山再起。此時的中國正處于軍閥混戰(zhàn)時期，以蔡元培、胡適、梁漱溟、王寵惠等人為核心的一群知識分子在《努力周報》上發(fā)表《我們的政治主張》，認為中國的政治軍閥混戰(zhàn)，國無寧日，是因為“好人”不愿參與政治，讓壞人當?shù)?。為此，他們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“好人”組成“好人政府”，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(xiàn)實。

1922年9月，在直系軍閥吳佩孚支持下，王寵惠等人組成“好人政府”的愿望成真，而王寵惠的個人政治生涯也達到了巔峰，出任國務總理?？上А昂萌苏痹谲婇y混戰(zhàn)的特殊年代，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和武裝力量的支撐，也缺乏人民的支持，無力控制當時的混亂政治局面。僅70天，王寵惠執(zhí)掌的“內(nèi)閣”就倒臺了，仕途不暢的王寵惠離國，到海牙出任國際法庭候補法官。

在政壇上三起三落，遠走他鄉(xiāng)的王寵惠并沒有就此結(jié)束他的政治生涯。1927年，南京政府成立，蔣介石力邀王寵惠回國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長，王寵惠接受了邀請。1931年，因立法之爭王寵惠辭去司法院長之職，再度赴海牙任國際法庭法官。但王寵惠始終心系國家興亡，1937年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夕，他回國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長。1941年，蔣介石發(fā)動“皖南事變”，接著又打算調(diào)動數(shù)十萬軍隊“圍剿”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但行動之前，不得不考慮各國的態(tài)度，于是請王寵惠商議?！巴也俑昴送鰢鴾绶N之時”，王寵惠力諫蔣介石三思慎行。此言一出，蔣介石勃然大怒，但這時侍從室送來的一急電，讓蔣介石對王寵惠精辟分析和獨到見解甚為欽佩。密電中的內(nèi)容說的是日本出動15萬人馬，兵分三路向河南進犯。因此，蔣介石被迫放棄了“圍剿”計劃。此事讓蔣介石意識到王寵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應該留在身邊，隨后蔣介石免去了王寵惠外交部長職務，改任其為國民黨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長，參與處理最高決策，那年王寵惠已步入花甲之年?！岸?zhàn)”期間，蔣介石多次出席國際會議，王寵惠都緊隨左右。1946年，65歲的王寵惠向蔣介石請辭，蔣介石極力挽留，可見王寵惠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。1948年，王寵惠到香港養(yǎng)病，1949年赴臺灣，至此，王寵惠才正式在政治舞臺上謝幕。

開羅會議力爭臺灣“歸還中國”

如今，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日益強大，在國際舞臺上有著日趨重要的發(fā)言權(quán)。而在王寵惠那個年代，說得更多的是“弱國無外交”。但憑借著深厚的法學功底和睿智的外交思維，滿腔愛國熱情的王寵惠常常能在外交舞臺上為中華民族贏得尊嚴。

1921年11月，王寵惠和顧維鈞等代表中國赴華盛頓出席太平洋會議。大會上，迫于國內(nèi)民眾的壓力，經(jīng)過反復思量的王寵惠決定單獨提出廢除日本逼迫中國簽訂的“二十一條”，希望借助英美國家力量進行調(diào)停，王寵惠強調(diào)“二十一條”的存在對與會各國在華利益的威脅，尤其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影響，這一有理有據(jù)的陳述讓日本代表措手不及。雖然最終沒有實現(xiàn)廢除“二十一條”的愿望，但王寵惠不畏強權(quán)，堅決捍衛(wèi)祖國領(lǐng)土主權(quán)完整，會議簽訂《九國公約》，列強承認“尊重中國的主權(quán)與獨立及領(lǐng)土、行政之完整”。王寵惠在大會上力爭國權(quán)的表現(xiàn)大大提升了他在國內(nèi)的政治聲望，1921年12月2日，《大公報》發(fā)表文章對王寵惠大加贊賞，“吾人對于王氏甚表欽佩”。

王寵惠敏捷的思維、犀利的詞鋒，常常讓瞧不起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自取其辱。1933年，王寵惠奉命出席國際聯(lián)盟會議。會上，日本代表以輕蔑的口吻挑釁王寵惠說：“你是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呢，還是代表東北滿洲國政府？”王寵惠立即站起來，義正詞嚴地大聲回答：“我代表貴國承認的那個中國政府?！鳖D時各國代表掌聲雷動，日本代表自討了個沒趣，悻悻而退。

1943年，王寵惠代表國民政府出席中、美、英三國召開的開羅會議時，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國捍衛(wèi)主權(quán)的決心。11月26日，三國代表正式會商《開羅宣言》一事，英國代表別有用心地將“滿洲、臺灣、澎湖列島當然歸還中國”改成“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”。此言一出，王寵惠當即表示中國不能贊成，若如此含糊，只說日本應該放棄而不說應歸何國，則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將疑惑不解。英國代表表示日本放棄即代表歸屬中國，但王寵惠堅持不得含糊，否則會議公報將喪失其價值，若不明言歸還中國，則盟國聯(lián)合作戰(zhàn)，反對侵略，維護世界和平的目的就不明顯了。美國代表也贊同王寵惠的提法，最終英國照中美意見寫明“滿洲、臺灣、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”。

中國首位海牙國際法庭法官

王寵惠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，但一生中最值得其驕傲的，應該是他在法學上的貢獻。王寵惠憑借其天才般的語言天賦，在法學研究上的突出貢獻，為國際法學界寫下了濃重的一筆。1907年，王寵惠將德文版的《德國民法典》翻譯為英文。這是當時歐洲最早的《德國民法典》英譯本之一，此譯本出版后立即博得世界法學界的贊譽，成為了英美各大學法律學院指定的必讀課本。美國前總統(tǒng)尼克松到訪臺灣時，也要親自拜訪王寵惠，因為尼克松上大學時，教材正是王寵惠翻譯的《德國民法典》。

不愿與袁世凱同流合污的王寵惠辭去司法總長后，轉(zhuǎn)而受聘中華書局任英文編輯部主任，不久后出任復旦大學副校長。雖然不在官場打拼，但這段“清心寡欲”的時間卻讓王寵惠在法學研究上有了很深的造詣，他深入研究《臨時約法》，先后著有《憲法芻議》、《比較憲法》等影響深遠的書籍。王寵惠在中國民法和刑法上的貢獻也為人所稱道，1928年，王寵惠開始主持修訂刑法，他在《刑法第一修正案》的基礎(chǔ)上，起草了《刑法草案》。這一草案廢除了舊刑法中受傳統(tǒng)禮制影響的內(nèi)容，確立了在刑事懲罰方面所有國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則。草案最終于1928年通過，即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頒布的刑法典——《中華民國刑法》，王寵惠因此被譽為中華民國第一法學家。《中華民國民法》編訂也有王寵惠的功勞，他學貫中西的背景，使這部法典注重對西方先進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，又兼顧了中國傳統(tǒng)的民間習慣，達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。

1923年，作為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法學家之一，王寵惠又打破了一項全國紀錄。受北京政府的委派，王寵惠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，成為了海牙國際法庭的第一任中國籍的法官。擔任國際法官，王寵惠堅持以公平適當?shù)脑瓌t處理國際糾紛，他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法學修養(yǎng)和紳士風度，世界各國的學者和政治家無不為之折服。身在海牙的王寵惠也不忘維護民族尊嚴，常常有力回擊西方世界對黃種人的歧視。1924年王寵惠游歷法國時，法國最高法院特別邀請他做演講，以此表達對他的敬意。這一隆重的禮遇，充分顯示了王寵惠在國際法學界的重要地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(jié)束后，1946年，王寵惠作為中國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聯(lián)合國成立大會，他對聯(lián)合國憲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設(shè)性的建議，并被委以潤色和審定聯(lián)合國憲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。

1948年，“中央研究院”第一屆院士選舉中，王寵惠還因其在法學研究上的突出貢獻，入選人文組院士。

王寵惠大事年表

王寵惠(1881-1958)，1881年10月10日生于香港荷里活道75號道濟會堂，字亮疇，祖籍東莞虎門鎮(zhèn)王屋鄉(xiāng)。

1887年(光緒十三年)：入讀圣保羅學校，初識孫中山。

1900年(光緒二十六年)：畢業(yè)于天津北洋大學，獲得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(yè)文憑。

1902年(光緒二十八年)：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。期間和孫中山討論“五權(quán)憲法”，并起草《中國問題之真解決》。

1907年(光緒三十三年)：赴歐洲留學，被選為“柏林比較法學會”會員，并將《德國民法》譯為英文。

1911年：膺任第一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。

1913年：受聘復旦大學副校長，先后出版《憲法芻議》、《比較憲法》等書。

1921年：被選為國際法庭副裁判長。當年冬季赴華盛頓出席九國會議，嚴斥日本“二十一條”無理。

1927年：出任南京政府司法部長。

1930年：膺選為海牙國際常設(shè)法庭的正式法官。

1946年王寵惠代表中國出席了聯(lián)合國成立大會，對聯(lián)合國憲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設(shè)性建議，并承擔聯(lián)合國憲章中文版的潤色和審定工作。

1949年：到香港養(yǎng)病，隨后赴臺灣。

1952年：任臺灣東吳大學董事長。

1958年：3月15日凌晨病逝，安葬于東吳大學校園內(nèi)山坡上。